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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现代文学方面的毕业论文

发布日期:2019-07-10 11:05   来源:未知   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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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研究女作家笔下男性形象的困境,有助于我们认识女性笔下男性困境叙述的现实意义,并为当前社会上男性走出现实困境提供启示。从叙事途径上, 女作家笔下男性在家庭与社会地位和思想情感上都存在着困窘和尴尬。首先,女性作家笔下男性在外部世界的作用与价值——建功立业与光宗耀祖,遭受质疑。其次,随着从农业社会向现代工商社会的转型,传统社会中男人体力上的优势与人格上的权威在逐步失去,现代知识女性在社会、事业上很快找到了自己的位置,显示出女性作为人的价值所在。此外,男性个体的情感因外部环境压迫和自身能力的局限而表现出这样那样的无奈。无论是成功还是失败,凡俗还是荣耀,男性外在的坚强和无所不能在女性眼中掩饰不住虚弱与苍白而逐渐瓦解,甚至分崩离析。

  对于中国女性作家笔下男性的困境这个话题目前少有研究涉及。董慧芳考察了当代女作家笔下的男性形象演变,分析张洁的《方舟》、铁凝的《对面》、陈染的《私人生活》、卫慧的《愈夜愈美丽》这些分属不同时期、风格各异的作品中男性形象演变,找到新时期女性文学中女性意识的发展脉络(董慧芳,2005)。李仕芬以男性叙述下的女性传奇为题,剖析严歌苓的小说《倒淌河》,集中讨论了作者如何通过男主角阿夏的叙述,突出阿尕这个女性角色(李仕芬,2003)。曹书文论述了海峡两岸女作家笔下男性形象的文化意蕴(曹书文,2002),认为女性对男性的审视实际上也是对自我的解剖,她们在消解男权意识之后方可重建女性的自我与话语空间。因此,她们对男性的书写决非可有可无,而是重塑女性自身的关键之所在。李仕芬论述女作家小说中的男性角色,认为男性在成熟的过程中,反而意识到自己的不足与缺点,对自己的能力、特长怀疑之余,自然亦无法建立起自我的价值感(李仕芬,1998)。

  因为存在着性别体验的差异,女作家在塑造异性形象和塑造同性形象存在很大错位空间。但这种异性对象书写在“旁观者清”的意义上存在参考价值。异性对象书写的研究近几年受到关注,但研究得比较多的是男性作家笔下的女性人物塑造,对于作品中男性形象的研究也大多局限于男作家的作品。实际上,几乎每一部文学作品中都存在两性的地位和情感基点。因此,女作家作品中男性形象的研究也是十分有意义的。本文作者阅读大量女性文学作品,在前人研究成果基础上探讨女作家笔下男性的困境,这有助于我们认识女性笔下男性困境叙述的现实意义,并为当前社会上男性走出现实困境提供启示。

  伴随着女性自我意识与性意识的觉醒,对两性关系格局的重新梳理对女性作家来说尤为必要。只有从男女两性之间的关系中女性才能体验到自身真实的生存状态与生存困境,女性也因此赢得了识别男性话语本质的机遇。台湾作家李昂的《杀夫》无疑是传统社会两性关系本质的真实书写,只是由于叙事者性别角色的改变,男性作为“殖民者”对女性的“侵略”、“占有”与女性为“物”为“奴”的生存才显得格外触目惊心。由于林市是陈江水的交易所得,于是,对她肉体的蹂躏仿佛是他作为丈夫心安理得的特权。当他对妻子有欲望的时候,对方才有幸得到食物;如果不按他的旨意去刺激、迎合他的性欲,林市生存的危机与肉体的受虐便瞬间降临。陈江水并未察觉自己行为的残忍,周围的文化语境也给他提供强有力的支援,但由此更昭示出男性施虐与女性受虐在男权社会的普遍存在。

  从传统社会走进现代历史,女性的命运也随着文明的进步发生了较大的改观,但男女之间有形与无形的不平等依然存在。尤其是传统的男权意识,对包括妻子在内的女性仍具有较大约束与欺骗,女性也只有透过爱情和性爱才有可能彻底完成对男性本质的认识和了解。张辛欣的《在同一地平线上》中的女主人公对丈夫充满了无法诉说的哀怨与左右为难的惶惑,“我也许并没有弄清他,我甚至并不知道他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他怎么竟然是这样一个人呢……自私、冷酷,看准时机,不顾一切地干。他只顾自己,而对于我,却根本不关心。我不得不走到这一步,原因全在他身上,但是一切罪,为什么偏偏要让我来承受呢?”叙述者与女主角一样面临着无法回避的困境,“也许这是一个永远不可调和的矛盾,你要事业,就得失去做女人的许多乐趣,你要享受做女人的乐趣,你就别要事业。”爱情与事业对她来说本身就是一个悖论,“你啊,看重我的奋斗,又以女性的标准来要求我,可要不是我像男子汉一样自强的精神,怎么会认识你,和你走了同一段路呢?”女主人公的情感抉择表明女性对女性自我人格的维护已逐步走向自觉。

  在传统社会中,女性的崇高使命是相夫教子,在家庭中扮演贤妻良母的角色,而男人的职责则是在外部世界中建功立业,在光宗耀祖的同时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然而,借助女性作为“他者”的目光,男性在外部世界的作用与价值开始受到人们的质疑。《暗夜》(李昂)中的男性在事业上获得一定的功名之后,其主要精力便浪费在对女性的追逐与玩乐上。叶原利用自己的记者身份,获取鲜为人知的经济情报,在股票交易中大发不义之财。他靠自己的社会地位和经济实力,一方面在年轻的知识女性丁欣欣那里寻找肉欲的享乐,同时又勾引自己朋友的妻子,以体验传统女性温柔敦厚的韵味。实业家黄承德经营无方,专靠从记者叶原那里获来的股票信息赢得大量的利润。表面上他对家庭和妻子履行着一定的责任和义务,但往往以洽谈业务为名去酒廊寻欢作乐,置妻子于“一无所有的孤寂与彻心伤痛”的境地,她不得已在婚外男人叶原那里寻找感情的寄托。黄承德明知妻子与叶原关系暧昧,但为了自己的经济利益,忍受着人格上的屈辱。伪道德家陈天瑞对大学生丁欣欣一往情深,失恋后则伺机报复。作者透过几个男性的行为暴露了男性在外部世界的丑恶行径,颠覆了他们建功立业背后的谎言与自私。他们事业上的成功与女性无关,却往往是女性的灾难。铁凝笔下大芝娘的丈夫离开家庭参加革命,而革命刚刚取得胜利,他的地位稍有改变,就要与乡下的媳妇解除婚约。女性可以与男性共苦,却无法分享男性成功的荣耀。

  许多男人对家庭没有任何责任感,他们有钱时只顾自己在外潇洒玩乐,然而一旦出事,妻子便成了他的替罪羊,还得为他收拾残局。台湾作家廖辉英的《油麻菜籽》中的男主角平时从未履行过自己为父为夫的义务,挣的工资只图自己享乐,无视家人生活之艰难。甚至年关将至,寻他讨债的大汉找上门来怒骂不停,最后还得靠妻子替他还债。妻子临近分娩,生命危在旦夕,家里却看不到他的踪影。航鹰的《东方女性》中的男主人公在外与年轻漂亮的女性坠人情网,偷食禁果怀孕后仍需妻子出谋划策,帮助其分娩,甚至为了他们的名誉 ,承担着抚养的责任。这里既暴露了男性道德上的堕落,也从一个侧面表现出男女两性关系不平等秩序中女性无可奈何的容忍。在家庭中女性扮演着委曲求全的角色,而一些走向社会的独立女性,在男女两性关系上一样承受着情感的屈辱与命运的不公。《红尘劫》 (廖辉英)中的唐兆民与自己的下属黎欣欣小姐加班过晚,在极度疲惫中双方都失去了理智,于是拥抱着在办公室过夜。他们的桃色新闻曝光后,唐兆民没有受到任何影响,黎欣欣反倒遭解雇含泪而去,而她在公司几年的业绩与拼命的工作态度都无法挽回其被解雇的命运。

  随着从农业社会向现代工商社会的转型,传统社会中男人体力上的优势与人格上的权威在逐步失去,现代知识女性在社会、事业上很快找到了自己的位置,显示出女性作为人的价值所在。而在女性眼中曾经不可一世的男人,这时却显得如此的畏缩与令人失望(陈思和,2001)。李昂《转折》中的女主角尽管对自己的老师非常仰慕,但在与他长期的相处中,一样感受到了他人性的另一面:“我觉得你一方面很自负,另一方面又极畏缩,事实上,你可能是个赢弱的人——在心灵上。”在女性生命成长的过程中,都有一个崇拜男性的阶段,然而随着女性生命的成熟和阅历的增加,昔日在她心目中的英雄逐渐消解,人性弱点开始显现。张洁笔下的左葳,在他生命中的每一个重要时刻,都是依赖女性的相助而摆脱困境,妻子和情人成了他生活和事业的后盾。由此可见,男性人格上的自私、懦弱与无能原非个别的现象,而是其思想性格的有机组成。

  王安忆透过对《荒山之恋》中怯懦的大提琴手与富有母性情怀的女性的婚姻历险形象地证明了一个不争的事实,“女人实际上有超过男人的力量和智慧,可是因为没有她们的战场,她们便寄于她们的爱情。她愿意被他依赖,他的依赖给她一种愉快的骄傲的重负,有了这重负,她的爱情和人生才充实。他的依赖也使她深厚的爱情和爱心有了出路,因此软弱的他于她都成了强大的依赖,她要他,她自信一定能使他幸福,而自己也一定会幸福。”男弱女强倒成了女性视野中两性关系的模式。男性不仅在女性的眼中失去人格上的强大,处处显得怯懦,而且他们在自我的审视中也远没有惯常的自信与勇敢。平路的《十二月八日枪响时》中的流亡美国的越南人莫阿坪在父亲面临危险时却没有挺身而出,他在羞愧的同时也意识到自己人格上的软弱与可怜。“他想,他应该跳上台去,替父亲顶罪,或替父亲缴出那军需稻米,但是,他还是蹲在原地,手脚皆是涔涔的汗。他还是藏在角落里只管流汗。从那一刻起,他便知道,自己原是一个可怜虫,一个委琐到自己厌恶自己的小可怜虫。”他虽然也有过英雄的幻想,但面对自己平庸的生命,他终于不得不承认自己的卑怯,“到底自己是怎样一个家伙呢?一步一步在纪念碑阴影底下磨蹭的莫阿坪苦笑了。到底是什么把他潇洒的一个男人变成委琐的小丑?想到这些费解的、直指他生命本身的问题,阿坪那瘦伶伶的肩膀,便背上那大理石擎天巨柱一般的矮塌下来……”普通男人的懦弱或许是置身其间的生活环境所致,而那些所谓成功的男性在自我审视中也意识到自己的怯懦。

  世界本是由男人和女人共同组成、共同支撑的。几千年男性霸权文化,使男人一直处于中心地位。作为主流,男性的世界也一直是丰富多彩、蔚为壮观的,是商业文化和大众传媒文化的消费热点,热热闹闹、风光无限。遗憾的是,翻开中国五千年的文明史,男权文化虽然居于主导地位,但是在两性关系中最主要的爱情上,中国文学一直阴盛阳衰,没能提供一个顶天立地、铁骨铮铮、堂堂正正的坚强男子汉形象,无论是表达大胆、热烈、奔放的爱情,还是寄托忠贞不渝的思想,反封建好像都是女性的事,甚至殉情也成了女性的专利。

  古老的封建文明积淀和文化承传,对男性的期待视野一直很高,面对这高深厚重的价值期待,男人们如何呢?直面主流文化对男性的价值期待,直面这种价值期待对男性社会角色的选择,以池莉为代表的当代女作家以女性特有的细腻笔触,穿行历史,思考人生,描绘了林林总总、充满差异的男性世界,透视他们内心的变化,把他们的灵魂彻底晾晒出来,毫不留情地公诸于天下,在放逐心灵的同时,绵密细致地解读着男性的烦恼,诠释着主流文化下男人的悲哀(温瑞敏,2002)。

  鲁迅先生说过:“人们灭亡于英雄的特别的悲剧者少,消磨于极平常的,或者简直近于没有事情的悲剧者却多。”(鲁迅,1982)《烦恼人生》(池莉)中的印家厚就是“近于没有事情的悲剧者”,他是对世俗的平凡男性生活的一种张扬,昭示的是凡俗男人的苦恼、悲哀与无奈。印家厚作为一名工人,虽然简单平凡、普普通通,但他也有至高至美的追求,内心世界中无时无刻不在躁动着,而现实中低层次的文化现状——物质的和精神的,却使他时时刻刻生活在烦恼中,房子,儿子,票子,妻子,这些烦恼琐琐碎碎,如一地鸡毛一般,让他难以理清,却又令人沮丧。内心里期待着“鲲鹏展翅九万里”的豪情,想去读电视大学,希冀能给老婆孩子带来较好的物质生活,能够有自己的感情寄托和心灵的空间,可生命却只能在鸡零狗碎中消耗。因此,他烦恼,他悲哀,他痛苦,生活平淡无奇却心有不甘的苍茫,令他万般的无奈,无法解脱。这是凡俗的悲剧,这些社会,处于社会底层或边缘状态,认同主流文化的价值期待,但因种种的无奈使人无法实现其理想,因此只能默默地忍受。他们满怀的无奈,或怨天尤人,或乐天知命,或随遇而安,形成了“近于没有事情的”的凡俗的悲剧,这是对生活困境的最贴切的描述。

  《口红》(池莉)中的赵耀根,是主流文化的英雄,精英文化的代表,成功男人的象征。赵耀根死了,但他的死不失为悲壮,他为救女儿而死,为改正曾经的错误而死,他以生命的代价修正了自己人生旅途上的斜线。他的追求、他的成功是他悲剧人生的一个最好的诠释。他是在认清了主流文化的价值期待并努力实现之后形成的悲剧,在追求中走了弯路,迷失了自我,最后以生命修正了错误,这是给那些成功而又不自制的男人们敲的一个警钟。

  这一类的还有《来来往往》中的康伟业,《小姐你早》中的王自立等,他们都是成功者,但结局却都不完美,无奈得近似悲剧,尽管他们主导方面都是很优秀的,有能力,有魄力,不乏智慧,是社会的精英,主流文化的支柱,当代英雄,但他们都是生活中有的瑕疵的人物,一如莎士比亚笔下的悲剧英雄,正是这些瑕疵,导致他们失误、无奈形成悲剧。作家锁定这些社会的精英们,在放逐心灵的同时,把这类男人的灵魂彻底晾晒出来,暴露于光天化日之下,扼腕叹息的同时,透视人性的复杂,赞赏之中流露出一缕淡淡的遗憾,显示出对主流文化下精英男性的失望。

  宁岸是知识分子,也是个伟岸的男子,他聪明,智慧,有爱心且富于同情心,在与赵耀根和江晓歌二人的关系中,虽然他一直默默地爱着江晓歌,但他还是以一颗坦荡的君子之心成全朋友的爱情,并真心实意地帮助他们,真诚地祝愿他们。但是后半部,他变了,他认同主流文化的价值期待,但知识分子那颗孤傲的心使他不愿意做昧心之事,看不惯商人赵耀根的作风,不屑与之为伍,但又找不到更好的办法,来实现主流文化的价值期待。在对现实中的丑恶污浊失望后,他开始逃避,逃到一个洁净无声的善与美的世界:他遇到了美丽温柔、善良可人的哑女,他爱上了她,但这世界并不能给他永恒,一点点的善毕竟遮不住生活的浊流。当历史车轮滚滚向前时,孩童一样纯真的宁岸下岗了,他成了历史的陈迹,夹着丝丝泪痕的陈迹。他的生活失衡,他无力也不愿面对丑陋的现实,但又无可奈何,甚至生计都成了问题,他留起了长长的胡子,一派落拓文人形象,失望的他开始堕落,赌博甚至吸毒,终于走向毁灭。

  宁岸们的悲剧与其说是一种失败的悲剧,不如说是一种童心泯灭、丧失的悲剧,是单纯毁灭的悲剧。他们的内心如婴孩一般,是一片洁净的世界,一颗赤子之心,不容污染,一旦遭遇现实,那份高洁便不堪一击,那份善则抵挡不住红尘的冲刷,于是,他们的人格坍塌了,他们的偶像倒了,在与现实的冲突中,他们失败了。这是一个道德寓言,预示着婴孩人格的倒塌。儿童的心灵是纯真、质朴、洁白无瑕的,他们不知道罪恶、奸诈、伪善、当然也不知道江湖险恶、生活的艰辛、人情的淡薄,当他们直面生活后,经历了诸多的坎坷挫折,品尝了生活的酸甜苦辣,似乎看破了人生世态,面对世事的污浊,他们既不愿同流合污,又无力超脱现实,于是,生活没有了动力,没有了兴趣、没有了热情,没有了希望,也没有了活力,在他们的眼里,世界是灰色的,一点意义都没有,丧失了童心,也就丧失了生的乐趣,于是生命走向虚幻,形成了人生无泪的悲剧(易中天,1992)。

  《凝眸》(池莉)中的严壮父一个理智和情感完美融合在一起的典型,他的无奈是在对历史的回眸中展现出来的,这是男性道德的悲剧。他“生着一张严肃的愁眉苦脸的面容,愿意保护女性但他绝不献殷勤,绝不去注意女生的穿着打扮。”但他有一双诚实的眼睛,这双眼睛使柳真清感到安全、坚定、善良、有依靠。在那个阶级斗争十分激烈的年代里,身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军团第十八师师长的严壮父在柳真清去苏区找他和他见面时,尽管他“突然地陷入了温情之中”,但还是十分理智、谨慎地同柳真清握了握手,并命令警卫员马二年把门敞开,然后才在柳真清的对面坐下,因为“他代表着,代表着红军”,“必须时刻想着维护我党我军的形象。”严壮父是个理智、道德的人,也正是这份理智的道德,造成了他的悲剧,这是个残酷的悲剧,也是高尚的悲剧,只是这悲剧太沉重,沉重得让人无法承受,沉重得让人在历史的回眸中掠出满目的血色和沧桑。严壮父是个高尚的道德君子,一个伟丈夫,然而,正是这样的好人,一个忠于革命、坦荡的道德君子,最终未能摆脱悲剧的命运,他没有死在战场上,而是死在朋友、同事的手里,死在他人的嫉妒中,形成了悲剧。这是一个单纯得不能再单纯的故事,也是一个沉重得不能再沉重的悲剧(池莉,1992)。

  如果他能早一点向柳真清揭发啸秋的卑鄙,如果他能稍稍自私一点点,早抽出一点时间,如果他看风使舵,顺流而动,那么这悲剧都是可以避免的,但严壮父不是,他是一个坦荡高尚的道德君子,无私因而无畏,不仅他的爱情,而且他的人格也完全经得起道德的拷问,这样一个道德君子何以遭到那么残酷的屠杀?他生在一个怎样的时代?怎样一个环境?我们不能否认严壮父悲剧的政治、历史原因,但他的道德不能不说是他悲剧的一个重要的原因。

  20世纪后期,女性在关照自身生存和命运的同时,真正与男性开始对话,以“他者”的目光审视作为自己对立面的男性群体。尽管对中国现代女作家群的研究已历时颇久,但成果却与此不甚谐调,由于文化的深潜性和历史惯性,研究者们无意识层的男性中心意识或“无性姿态”与对象心灵结构的错位使相当一部分研究拘泥在共性化的层次,对身处于历史,文化转型期的现代女作家的多层次研究严重缺位(刘锡庆,1984)。女性作为“她者”的身份审视当前男性的生存状态,可能具有另外的社会意义。首先,文学评论家开拓了新时期女性文学的样式,有利于形成文艺“百花争放,百家争鸣”的局面;第二、社会学家从女性文学作品中读出当前社会“半边天”女性的思想动态和反抗意识,对于制定我国妇女工作政策有一定指导意义;第三、女作家在作品中透露出对男性的观感和期望,这对当代男性自我定位与反省也是不无裨益的。

  很多人都认为池莉的创作有女权化倾向,其实,池莉对男性的解构也是极为深刻的,她以女性独特的艺术视角,轻轻地走进喧嚣热闹的男性世界,以一个女性特有的细腻笔触穿行历史,思考人生,把一个个平凡但并不单纯的故事讲给我们,从中体察人物的艰辛,透视他们内心的变化,在放逐心灵的同时,绵密细致地解读男性的烦恼,挖掘男性世界的底蕴,诠释主流文化下男性的无奈与悲哀(孟悦,1993)。实际上,女作家在叙述男性困境的同时,并非恶意的、对立的、绝望的。她们对男性尚且怀着热切的期望,更多地表现母性的宽恕和关心。她们在作品中也不乏对男性自我更新与调整的思考。研究女作家笔下男性的困境,有助于我们认识女性笔下男性困境叙述的现实意义,并为当前社会上男性走出现实困境提供启示。男性阅读女作家作品,在娱乐心情的同时,参照文学作品的角色与自身对比,发现自身在女性眼中的“问题”状态,反省之后做出适当优化与调整,使两性之间的相处更加和谐,以家庭和谐促社会和谐,从而最终实现文学作品的社会功能。

  女作家从女性特有的文学视角审视男性群体。作品透过某些复杂的关系来展现人物的灵魂,他们的思维方式、他们的身体和他们的一切行为。从文学的角度不做任何掩饰地展现人的心灵感应和本质的人性,这多多少少带有道德伦理、劝众警世的说教的现实意义。例如《落红浮生缘》很客观地描写人生、描写男人和女人生活过程。男主人公穆栩园是一个商人,作品把他大发乱世之财的奸商的丑恶嘴脸揭露得淋漓尽致。但是作品也不忘记写出他的另一面。在他身上还有很多人性的东西。他对下人非常好。他曾对他女儿说:“对人不能苛刻,他觉得在你这儿比在别人那里好,对你才会忠心。”“你一个人就是钱再多,不会用人,还是孤苦。”由此不难看出女作家对掌握主权的男性的希冀和期望。

  在男人的世界里,女人历来占重要地位。写男人离不开写女人,写男女更离不开写社会、文化、经济,写人生。女作家在塑造男性形象的同时塑造了众多各具特色的、鲜活的女性形象。把她们的命运真实地、细腻地、毫无遮掩地描绘出的同时,也深刻地展现了男权文化为主导的社会中女人们被扭曲和不甘被扭曲的心灵轨迹。字里行间充溢着女性特有的痛苦而温馨的情感。这一切都能激起男性对女性社会角色的肯定和共鸣。从而审视自身行为和心理,改善自身社会家庭功能,善待女性。

  女性作品都一定程度地呼唤一种男女平权,呼唤人自由而全面地发展。很多专家和有识之士指出,性别公正,应是妇女解放的标志和前提,其主张在人的基本权利和人格地位平等的前提下,具体、历史地规范社会的性别关系。它强调的是一种社会效益和妇女权益的最优化和协调发展。李钢音认为,以张洁、张抗抗等一批为代表的女作家的作品较多地体现着时代政治、文化、历史、社会的深厚影响,它们呼唤女性意识的觉醒,追逐生命存在的意义,注重信仰建构和人文精神。

  也有部分所谓“新女性”作家在反叛和颠覆传统的同时,表现出过于张扬的性别偏执。如棉棉,卫慧等一些被称之为“用身体写作”的女性,对此,周湄认为,女性解放其实不应也不必以对抗男性为根本前提,而应求得与男性共融共生,与社会和谐统一。也许她们最初的本意不乏呼唤男女平权,但由于选择或表达的方式是对抗性的、颠覆的、极端的,尤其是一旦跌入了商业炒作的陷阱,更可能完全消解了她们原有的意义或者女性意识的初衷(李卫红,2004)

  相比较而言,池莉的许多作品更重视描写男性在现实生存中的积极能动的生活追求。他笔下的人物往往有很强的内在冲动,又常常显得野心勃勃,他们不怕困难,敢于冒险,在金钱和美色方面都能够获得现实的成功,他们因此显得志得意满。在这些人物身上,池莉让他们张大他们的人生欲望,发展“自然本性”,发挥他们的“自然能力”,尽可能地使他们的欲望得到现实的满足。在这里人的受动性,只是池莉为她的人物没置的一个终极限度。这个终极限度也是一种道德和价值的标尺。而这个标尺很可能就是时下男性应该用来衡定自身位置,走出困境的得力工具。

  陈思和:《中国当代文学》,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出版社,2001年11月第五次印刷

  温儒敏:《中国现当代文学专题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1月第2次印刷

  易中天.池莉论,池莉小说近作集预谋杀人[M].北京:中国社会出版社,1992.351-352.

  池莉.凝眸,池莉小说近作集预谋杀人[M].北京:中国社会出版社,1992.253.

  董慧芳.当代女作家笔下的男性形象演变考察.太原教育学院学报,2005,23(2):23-26

  郑春凤.在男性书写和民族主义话语的夹缝中——沦陷区东北女作家创作论.文艺争鸣,2004(6):74-76

  向叶平.抛弃与寻找:九十年代的女性写作.池州师专学报-2002:16(1)-57-59

  曹书文.论海峡两岸女作家笔下男性形象的文化意蕴.当代文坛-2002(2)-12-15

  李仕芬.刚强之外-台湾女作家笔下男性角色的自我省视.广州师院学报,社会科学版,1998,19(10):16-24

  李仕芬.男性叙述下的女性传奇——读严歌苓《倒淌河》.世界华文文学论坛,2003(4):21-25

  李卫红.对抗与超越——“新女性现象”的文化审视与关照. 搜狐新闻2004.3.9